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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曲家金湘对本地华乐爱好者来说应该不陌生。他的乐队及合唱作品《诗经五首》在今年的新加坡艺术节的演出也广获好评。
这回金湘带来了整场的个人作品作为《华乐名笔》音乐会的节目。音乐上半场节目计有民族交响序曲《新大起板》，笛子与乐队的《冥》，二胡与乐队的《索》以及琵琶与乐队的《瑟》。下半场节目是四个乐章的民族交响音画《塔克拉玛干掠影》。
音乐会的开场曲——序曲《大起板》从作品编号看来是作曲家比较新的一首作品，但却是全场音乐中在音调和音响上都较为“传统”的一首。听得出作者试图在中国民间传统音乐的基础上注入新的创作概念，只是总觉得好些从“新”到“旧”或从“旧”到“新”的衔接和过渡并不那么“顺利”。指挥（作曲）在曲中某些部分的节拍手势也意外地和乐队脱节，乐队也似乎还未进入状况，情况有如作者创作札记摘录片段所说的“万事起头难”。
下来的三首独奏与乐队作品，从作品的编号排列看来，写作的时间都比较靠近，曲风亦相差不远，听来有点像是一首由三个乐章组成的作品。音乐的抽象性不是大问题，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三首乐曲由三种不同的乐器和乐队作不同个性和色彩语言的对话，应该能相互产生有趣的对比，尤其这些乐曲都各不乏美妙的瞬间（moment），也挽回了不少风格相近的“劣势”。只是三首音乐连续听了下来，其中共同的因素甚多。例如：（一）音乐开展的不可预知性（二）哲学和人性方面深奥意念和探讨（三）配器和表达手法。也许，把这些乐曲分别安排在不同的音乐会里或同一场音乐会的不同部分能“稀化”由这些共同因素所产生的“雷同”感。对观众（听众）来说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挑战性和压力感。必须一提的是：当晚三位独奏演员——尹志阳（笛子）、李宝顺（二胡）和俞嘉（琵琶）在乐感、音色和技巧方面都有优秀的表现。俞嘉在演出服装上更花了不少心思，在舞台上的形象，古今中外都包括了，这点可以看出她对演出认真的一斑，至于是否和整个演出的形象色调配合则见仁见智了。
下半场的民族交响音画《塔克拉玛干掠影》展现了金湘的另一种创作风格。老练的手法和苍劲的乐风，相信和他二十年在新疆的生活和历炼有着至深的连系，可说是来自生活的音乐。其中澎湃的气势（漠原），令人想起格鲁菲（Grofe）的《大峡谷》交响组曲，而在他的作品音乐讲座中所提及的“正宗”新疆音乐风格，在这a里也可以领略到了。四个乐章的交响音画对各种沙漠景象有着非常详细的演绎，作者在纷陈的记忆中触景生情进而对人生的种种审思，从音乐中表达出来的已经不止是“掠影”而已了。
上述的观感和印象和当晚现场演出的音响效果有很大的关系。是晚乐团的乐器排列方式和乐团以往一般演出的排法大不同，除了高胡依旧在指挥的左手边，吹管乐和低音弦乐位置基本照旧之外，中胡排在高胡的后面，而二胡则在指挥的右手边，弹拨乐分布在乐团当中和左侧，打击乐集中在后排的正中。如此排列的音响效果，坐在楼上第二排观众席的正中央座位听来，弹拨乐的穿透力较好，打击乐和低音也很清楚，只是二胡群的音色由于琴筒向外而显得比较干燥。对比之下高胡和中胡组的音色便显得有点朦胧和有压缩感。或许因此影响了乐团整体音响的平衡，和谐性以及音场的宽度，同时相信也和乐团员们的合奏听觉习惯有关。
最后谈谈谢幕曲。我对乐团的谢幕向来持有保留的态度。作为音乐会的观众之一，如果乐团演奏谢幕曲，不管喜欢与否，在礼貌上，我都会留下来听，现在这个“原则”似乎面临考验了。一般西洋交响乐团除了出国演奏以及外来的乐团之外，包括新加坡交响乐团都很少演谢幕曲的。而新加坡华乐团的最高记录是连续演奏六首谢幕曲。也有稍为节制的时候，但却又时常重复那几首“金曲”（如《花好月圆》、《Di Tanjong Katong》等等）。我个人觉得：乐团把份内的工作——音乐会的正式曲目练好是最重要的，其余都是次要。谢幕曲诚然对观众的情绪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一不小心也可以让音乐会的气氛弄得不伦不类的。当晚的谢幕曲之一的《拉德斯基进行曲》（Radetzky March）便把我们从富有人生氛围带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嘉年华会场面。这也许可以视为是人生吊诡的一种，也是世界一流乐团音乐会里所难得一见的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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